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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理整顿最后收尾 市场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2022年大宗电子交易清理整顿风暴进入收尾阶段，交易市场清理整顿除了正本清源、打击违法乱纪、修正市场秩序等功能、作用外，还将对整合的电子交易市场的兴起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现货汇发现，虽然交易市场数量众多、名目繁多，但目前存在的形态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早期数量最多，典型特征是逐利性强、投机性强，多数由拥有一定“背景”的私营企业打造，以贵金属、农副类居多，多成立于2010年前以及2012-2013年，多数在政策红线左右，问题、事件不断(典型如姜你军、蒜你狠等)。可以看到早期市场是几次清理整顿的重点对象，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进入13年来有一定数量，且呈逐年稳步上升态势，典型特征是带有一定行业性、通常具有较强地域性，多数由地方政府、企业、投资商等多方共同投资打造，机动性、变化性较强，较第一代市场盈利能力减弱但抗风险能力增强，以石化、钢铁、纺织类居多，多成立于2011-2013年，大部分在各地方政府保留名单内，但在清理整顿中仍存在“擦边球”嫌疑。
近年来数量最少(往往被忽视)，典型特征是与实体企业、市场连接程度高，多数是由实体企业、市场打造，涉及各行各业，与国家现行制度、体系相容度高，对期货、实体经济有较强的价值。很多老牌市场已成名多年，2013年后陆续有农畜、钢铁类新兴市场冒头，迄今有增多态势。第三代市场在清理整顿范畴之外，也是国家倡导的“正能量”市场。
我们看到，近年来的平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关系，有些近代平台甚至成立时间早于多数最早期市场。之所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更多是从现实意义、发展方向出发。当前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严格说来，早期平台的太多，近期的太少，这种不合理也是清理整顿的必然。
同时现货汇认为，早期市场虽然“挺”过了几轮整顿，但很有可能在这轮整顿后真正的关停并转;22年之前平台的当务之急是升级，服务实体经济的升级、服务地方、服务行业的升级;近期平台将迎来快速发展期。“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大批早期、中期平台将演变为近期平台市场，同时更多的实体企业、市场将锻造更新更强更深更实的现有平台。
当2022年结束之际，现货交易平台的大规模的下线、升级转型。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行业空气将更大清新，行业发展将更加规范。
来源：现货汇
202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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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场所是我国争夺定价权最有力的切入点
中国是全球大宗商品最主要的贸易和消费国，但长期以来在市场上缺少定价权和话语权。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商品市场的发展一直聚焦于期货等带有投机属性的金融衍生品，而真正服务实体产业的商品现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短板突出。
本应由交易所扮演重要角色的现货交易、交割和实物结算、供应链金融等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市场功能长期缺失，导致中国的基础产业和消费优势无从发挥，主要商品定价权仍然基本集中在伦敦、纽约和芝加哥等西方传统交易中心。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争夺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对于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2035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加以重视。
01 仅靠期货市场很难达成树立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权的目标
在“金融化”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不仅存在于实体买卖企业之间，还掌握在金融机构和有金融背景的贸易商中手中，传统的西方金融市场形成了主要以期货定价的体系：通过期货市场首先确定大宗商品的期货合约价格，从而为大宗商品现货贸易提供价格基准。
国际上大部分大宗商品如农产品、金属、能源产品都是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定价的，不同类型的大宗商品逐渐形成了各个基于期货市场的定价中心。这种期货定价体系背后依靠的是强大的“期货市场+场外现货市场”支撑。
从国际上来看，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传统的现货交易，然后是场外衍生品市场，最后是场内期货市场。
目前国际上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新加坡商品交易所、洲际交易所集团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都是通过上百年的时间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
其形成的交易体系十分成熟完善，均构建了健全的动态交易系统、完善的现货交割体系以及各具特色的金融及物流服务。正是依靠这套长期发展而来的稳定的体系，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牢牢垄断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不仅体现在期货市场，还体现在场外现货市场中。
以大豆为例，我国是全球大豆最主要的消费和贸易国，但国际四大粮油巨头ABCD(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通过金融、物流等渠道，控制了全世界80%的粮食货源，拥有大豆的绝对定价权。
其定价采用美元计价，价格紧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备货及海运时间一般在2个月左右，占用企业大量流动资金，企业需要承担价格波动及汇率波动双重风险。
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因此长期受ABCD货源垄断和价格波动的影响。自2003年以后，金融机构的“价差交易量”而非商品实际买家和卖家的“套期交易量”成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主要推手，能源、金融、农产品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加大。
作为真正购买方的中国，只能接受国际炒家最后的定价并附加一定的升贴水来购进大宗商品，而无法改变其价格接受者的尴尬地位，从而陷入“越买越贵，越贱越卖”的怪圈之中。
在我国，商品市场由于历史原因从期货起步，现货市场发展长期滞后，客观上给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也部分造成了“商品市场就是期货市场”的印象。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为代表的期货交易所目前已基本涵盖了国内主要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
但与国外期货市场以机构为主的特征不同的是，我国期货市场散户居多，期货交易所的高度散户化和场外现货市场的不完备，决定了其交易量与价格生成机制更多是由场内投机资金主导，真正与企业相关的实物交收比例极低，与实体经济和现货市场严重脱节。
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并没有真正反映实体经济的供给和需求，随着商品价格的过度波动大大超出了反映供求关系的合理范围，与上中下游企业经营需要背道而驰，给我国宏观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严重影响国家实体经济的平稳和健康发展。
由于缺少场外现货机构的主导作用，国内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场外现货市场。近年来几家期货交易所尝试开展的“场外现货业务”基本上也依然是基于期货交易所场内的标准仓单体系，底层资产标的范围并未实质扩大，从根本上无法起到有效支持实体的作用。
只是单纯依靠期货市场使得我国在定价权方面始终缺乏掌控力和指导力，如沪铝、沪铜等有色金属品种，虽然交易量很大，但实际上只有一定的定价影响力，离定价权还相差甚远。相比发展历史悠久的西方期货市场，我国依靠自身期货市场达到真正树立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权的目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02 依托于实体产业基础的场内现货市场是我国争夺定价权最有力的切入点
由于前述历史原因，目前中国大宗商品市场与实体产业链相关的现货定价大都被迫需要从期货价格进行倒算。然而受到场内投机资金的主导，加之众多散户跟风的期货价格波动经常偏离市场的基本面，不能真实反映实体经济的供求平衡点。
我国如果只是一味走西方的老路，在国内期货市场发展时间较短且过度投机化的现状下，再依靠自身培育场外做市商、贸易商，极有可能最终期货市场和场外现货市场“两条腿”在短时间内均赶不上西方，在完全复制西方的定价体系和市场结构的前提下，最终难以在争夺定价权方面打赢翻身仗。
大宗商品领域而言，中国市场的最大优势是实体产业基础带来的现货贸易和消费体量。要争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最好的策略一定是扬长避短。
因此，依靠一个强大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场内现货交易所，填补我国在现货领域的空白，可以比较快地形成基于真实现货交易的基准价格形成机制，通过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切实起到调节实体上下游供需的作用，才能不受制于人，真正发挥出自身优势，用我国市场体量优势破局既有模式，以“田忌赛马”式的思维实现弯道超车，体现中国对全球战略资源的定价影响，为中国企业在境外获取关键领域上游现货原材料带来议价优势和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过多年探索，我们认为，本质上真正划分现货和期货的标准应当是看到底是以服务支持实体经济流通为导向，还是以单纯的价格波动博弈为导向，具体判断的依据体现在两个可以明确定量衡量的指标，即市场参与者的构成和实物交收的比例。场内现货交易所跟期货交易所的两个基本区别是：
一是坚持交易参与主体必须为法人客户，不接受自然人客户入场交易;
二是坚持服务实体企业的宗旨，所有商品均面向实物交收，基于真实的贸易背景。
由于参与者均为实体企业和机构客户，不对散户开放，确保了交易、交收主要来自于客户自身的经营需求和产业链的实际价格博弈，能够真实反映行业供需的基本面，而非由投机资金主导驱动;同样地，由于交易规则的设计与平台体系的建设均是面向实物交收，相应产生的数字合约与交易凭证也能够为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有效的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依据。
商品现货交易所与传统的现货批发市场和产业电商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首先，一般的产业电商只是简单的信息撮合平台，实际的交易执行都是线下进行，实质上交易双方还是要互相完全承担对手方风险。而现货交易所拥有全套的交易执行和履约保障，为交易商提供交易、结算、交收、仓储、运输和信息服务，有效降低交易过程中的对手信用风险。
第二，一般的产业电商平台背后往往拥有产业背景，涉及行业利益，客观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可能。而现货交易所是作为严格的各方均能接受的中立第三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造面向全市场的开放性的平台基础设施，牵头整合流通服务资源，使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运行和集约经营。
第三，现货交易所通过将非标形态的现货贸易转变为交易平台可控的标准化交易，将非标形态的商品现货转变为标准化的仓单，并在贸易真实性、货权追溯、货物真实性等方面为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有效的风险控制手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题，形成真正的商业逻辑闭环和客户粘性。同时跟平台经济不同，现货交易平台自身不能下场，不以面向客户的融资作为盈利手段，从而避免行业性和系统性风险。
由现货交易所形成基于实体经济活动和真实贸易背景的现货基准价格，
一是能真正有效地服务产业链企业，满足实体企业对于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价格的需求，并为国家在特定行业(如有色、钢铁、煤炭等)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加高效和更加市场化的管理调控工具。
二是可作为商品的人民币价格锚和金融衍生品及期货的价格指导，成为离岸衍生品的结算价格和长单的点价基准，提升中国作为全球商品市场终端的话语权。
此外，如果中国形成能真实反映中国现货市场供应、消费量信息的价格基准，将中国现货供求信息波动通过价格释放出去，即使是供求的小幅波动也会对全球现货生产和贸易活动产生巨大影响，就能让全球交易关注中国市场，并跟随中国价格。
03 构建以现货为主、期货为辅的完整多层次的商品市场体系，逐步树立人民币定价权
纵观中国商品市场的发展历程，不同大宗商品特点各异，但均面临国际定价影响力与贸易地位极不相称的困扰，依托国内近年来的不断探索，结合品种形成了以下三种定价模式。
一是现货市场交易及离岸现货市场定价。
通过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服务实体经济调节产业上下游供需，为商品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市场提供基于实体供求基本面的锚定价格。
现货市场没有自然人参与，全部交易100%面向实物交收且基于真实的贸易合同,确保了交易、交收主要来自于客户自身的经营需求和产业链的实际价格博弈，能够真实反映行业供需的基本面。现货定价优势在于反应真实价格，交收覆盖面广。
劣势在于初始流动性的积累依赖于客户交易习惯的改变，形成完整商业闭环需要较长时间。现货路线适用于市场化程度高，但路径依赖性强，对基础设施及交收要求高的战略性品种，比如农产品、能源等。
二是期货市场定价及期货品种国际化。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交易量常年处于全球前列，但价格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国内。2012年我国开始尝试以期货品种国际化的方式探索建立价格影响力。
期货定价优势在于流动性好，合约标准化。劣势在于我国期货市场散户为主，往往受投机资金主导，易偏离基本面，实体企业较难参与，无法发挥我国实体产业基础的优势，单纯的期货价格也较难被国际市场接受作为普遍的定价基准。期货路线适用于易存储，标准化程度高，金融属性强的商品，比如有色金属、贵金属等。
三是集中采购联合谈判定价。
联合谈判定价优势在于发挥规模优势、增强市场话语权。劣势在于适用特异性强，阶段性特征明显，无法形成市场化的长效机制。集采路线适用于行业优势明显、掌控力较强的品种，比如铁矿石等，是在建立有效场内现货市场前的过渡阶段。
总之，在长久以来形成的全球现有商品市场体系面前，我国要保障大宗商品的供应链安全和争夺定价影响力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必然是一个先破后立、规则重塑的过程，需要结合国情走出一条跟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路径。
在西方“强期货+强场外”的垄断控制下，我国应充分切合国情实际，发挥自身庞大实体产业基础、真实贸易体量和终端消费市场的优势，以场内现货市场为主，期货市场为辅，共同构建完整多层次的现代商品市场体系。依靠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优势，结合不同品种特点，以场内交易所产生的现货价格基准为锚，与期货市场联动，并配合以采购联合体等模式作为补充，应该是较为务实的选择。
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处理好政策性先导和市场化驱动的关系，又需要具备以国际化的手段实现自主可控目标的战略眼光和定力，通过最有效的路径实现定价权的破局。
商品作为货币锚，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上述完整多层次的现代商品体系为基础，依托贸易结算场景，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实现商品贸易货款的跨境支付和结算，进而推广商品用人民币计价，将稳步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定价货币的地位。
在这些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国在场内现货市场已经初步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只要坚定方向，稳步前行，经过十年左右的成熟沉淀和持续完善，终将与2035国家战略同步，以大豆、天然气、铁矿石等作为切入，实现初级产品供应链保障与人民币定价的战略目标。
来源：现货汇
202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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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产业金融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以产业数字金融为代表是全新的产业金融 3.0 阶段
近日，黄奇帆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内刊中发表了题为《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若干框架性思考》的文章，文中指出，从当前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有三方面改革迫切性日益凸显，这三个方面涉及中国金融供给的三个短板，改革到位了，每个方面都能够为中国金融、中国的国民经济每年额外增加万亿元以上的红利，比如万亿级的造币税、万亿级的资本市场红利、万亿级的数字金融红利。本文特此分享文中关于“着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着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
产业金融在我国是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专注于服务 B 端产业链企业的重要金融服务形式。我们把产业金融发展之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银行对公业务为代表的产业金融 1.0 阶段;以供应链金融为代表的产业金融 2.0 阶段;和以产业数字金融为代表的全新的产业金融 3.0 阶段。无论是在 1.0 阶段还是 2.0 阶段，传统产业金融服务都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痛点，缺乏技术手段赋能，金融机构对产业链情况难以掌握;对待融资资产真实背景和潜在风险难穿透;对民营、中小企业主体信用不信任，根本原因都是产业链上物流、信息流、商流和资金流信息不对称、资产难穿透、数据难验真、难实时掌握。信息不对称导致了金融服务的风险成本高，这是目前产业链上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金融业也应该积极开启自身数字化创新转型之路，发展产业数字金融。产业数字金融依托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让产业链上下游信息数据的全透明、全上链保真难篡改;资产情况的全穿透、实时追踪一手数据可获取;潜在风险的实时监控提前预警。数字技术在产业链上的大规模应用，让金融机构看得清、管得住资产，显著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风险成本，未来有望如消费金融领域一样，帮助众多中小微企业获得普惠金融服务，从而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在产业上的紧密结合，是金融科技的下一片蓝海，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创新应用。大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有五大价值：
一是系统性解决产业链上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产业数字金融创新，将产业链各企业主体经营情况全数字化、透明化，让产业链上各类企业获得平等的金融服务基础，让金融机构能够在技术赋能的帮助下直接深入过去无法服务的民营中小微企业，提供直接的金融服务。产业数字金融将成为提振民营中小微企业经营活力的一种长期有效的手段。
二是提升我国金融服务的科技水平，引导社会金融服务从主体信用向交易信用的创新转变。产业数字金融作为产业金融服务的 3.0 阶段，充分利用了智慧科技时代数据客观、公允、难篡改、智能应用广的特点。在数字技术赋能下，逐步引导金融服务从过去供应链金融模式下看重企业主体担保、抵押，核心企业确权、增信的模式，向只关注交易信用，为市场主体提供平等融资环境转变。
三是为实体经济带来显著的降本增效，为实体经济带来数万亿规模的成本减负。数字技术的特点是每 1% 的小小改变，就会带来无法想象的显著变化。实体企业应收应付账款和存量固定资产粗略测算超 100 万亿，如在全社会大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每降低企业这两块资产 1% 的融资利率，就能为实体企业减少总量超过 1 万亿的融资成本。这种效果在社会融资成本较高的民营和中小微企业中，发挥的效果更加显著。
四是有效控制全社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科技创新往往伴随高风险而被市场诟病、怀疑。但产业数字金融恰恰是有效控制社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创新。产业数字金融的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最大限度透明化产业金融服务的各个环节，使虚假贸易背景、虚假交易过程、虚假资金往来、虚假账户管理、虚假数据等传统金融风险点无处遁藏。产业数字金融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充分暴露、极大降低当前金融系统中各类潜在的风险，打造一个全透明化的数字金融市场。
五是为监管机构提供数字监管、科技监管的有力武器。监管机构亦可使用数字技术，实时监控各金融机构开展产业金融的服务过程，并通过基于实时数据的预警模型提前揭示潜在风险，这将显著提升我国金融行业监管科技能力。
产业数字金融拥有上述五大价值，被认为是金融科技经历互联网金融之后的全新发展阶段。与服务 C 端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不同，聚焦于服务B端产业链的产业数字金融，要吸取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要做到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科技机构和金融机构各司其职，取长补短，共建生态。产业金融市场体量是消费金融的若干倍，服务的要求和专业度也与消费金融不可同日而语，庞大而复杂的市场一定不是单靠科技公司或者金融机构的力量能够完成的，两者谁也不能取代谁。科技公司提供数字技术赋能，金融机构提供金融场景服务，坚持各司其职，保持开放心态，取长补短方能实现产业数字金融的创新服务效果。
二是坚持严把准入门槛，吸取消费互联网的经验教训，稳步推进产业数字金融科技创新。产业的数字化是一项门槛很高的科技技术，特别是要能满足金融机构严格的风控要求，不是任何科技公司、供应链公司简单的系统对接和数据采集就是产业数字金融，而必须对产业金融服务全流程进行深度科技赋能，真正实现数据的四流合一，需要对金融和科技都有较深理解的平台和团队方可构建生态，金融机构要审慎选择对金融和科技均有较深理解的科技平台，审慎发展产业数字金融。
三是坚持为实体经济降本增效的初心。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金融，一定要切实为实体经济带来降本增效的效果，而不应增加企业金融服务的额外成本，数字平台要成为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有益的科技桥梁。
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产业数字金融生态，应从四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一是国家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开展自身数字化基础建设，可享受税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提升企业数字化的积极性。二是人民银行完善和提升“沙盒监管”制度，特别是加强对产业数字金融科技平台的创新支持，为已经成熟的产业数字金融平台进行监管背书。三是“一行两会”监管机构出台政策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提高自身金融资产数字化的占比，特别是提升对存量和增量资产数字化风控的占比，将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科技能力和资产质量。四是国家相关部门出台对应的科技创新扶持基金，支持从事产业数字金融相关科技的企业做大做强，让产业数字金融的细分领域科技成果不断丰富，对产业链、企业资产的数字化穿透和预警能力不断完善，通过技术的不断升级，更好地控制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
总之，通过改革基础货币发行方式、深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型改革、着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这三个环节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金融的三个组成部分——信贷、债券与股票——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就会出现一个协调的比例。我认为比较合理的结构是：40% 是银行贷款，30% 是债券，还有 30% 左右是股票市场和各种私募基金的股权投资，即 4：3：3。当然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我们不太可能做到像美国那样，70% 是股权、30% 是债权。我们的努力方向是 70% 债权，这 70% 的债权里有 40% 是间接融资，30% 是直接融资，即债券，还有 30% 是股权，但这需要至少十五年到二十年的过程。与此同时，伴随着产业数字金融的发展，困扰中国近三十年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能逐步缓解或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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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国家创新发展战略》2022年3期
文章来源|中科院国创会
202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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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最新金融规划：重点提到10余家各类要素交易场所！
“十三五”期间：
1、能源、电力、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体系初步形成，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启动运营，基础资产定价功能不断加强。
2、邮币卡交易场所风险基本化解。
“十四五”期间发展规划：
1、推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规范发展，探索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合作对接。依托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发展文化股权转让平台，做大北京文化企业上市培育基地，做强投融资对接平台，为文化企业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融资和增值服务。
2、依托北京煤炭、电力、铁矿石、棉花等现货市场和全国自愿减排交易中心，推动提升北京期货交易市场能力，完善中央对手方清算基础设施，发展衍生品市场，发挥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功能， 建设期货市场产业链，不断完善首都金融市场发展格局。
3、促进要素交易市场高质量发展。健全要素交易市场监管制度和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4、支持北京产权交易所推进国有企业采购等创新业务。
5、支持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搭建全国供应链普惠融资平台。
6、推进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交易市场。支持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
7、做强棉花、煤炭、铁矿石等全国性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8、高水平建设面向全球的北京绿色交易所。推动北京绿色交易所在承担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功能的基础上，升级为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为各类绿色资产交易提供定价、评估等服务，建设北京绿色项目库，研究开发碳核算账户体系。推动具备条件的区积极参与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推动国家气候投融资中心和项目库在京落地。
9、进一步完善北京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服务体系，规范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相关服务业务。建设北京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探索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深化完善知识产权融资机制。
10、加强北京供应链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平台与国家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征信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系统对接。
11、发挥中国水权交易所作为国家级水权交易平台作用，支持国家实现区域取用水权和权益交易，开展区域水权交易、取水权、用水权交易，支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来源：现货汇
2022-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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